有恒产者的恒心：农民工住房状况与就业稳定性研究

采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数据与地级市数据合并,探索了住房状况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及其机制。首先,基准模型和工具变量模型估计结果均表明：在打工所在城市有住房的农民工,其就业稳定性更高。其次,通过对可能的中介效应和调节效应的观察发现：住房产权通过房奴效应和锁定效应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房价上涨会提升有房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后,根据住房类型、就业身份和代际差异进行的异质性探讨发现：自有住房产权农民工的就业稳定性最高,租住政府公租房和单位住房者的就业稳定性高于租住私人住房者,而居住临时住所者的就业稳定性最低;住房产权对雇主型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雇员型农民工,对中老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大于新生代农民工。     

内部与外部保障对无工作者就业意愿的影响研究——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的异质性分析

无工作劳动力在无工作期间的生活保障既包括来自家庭外部的社会保险及政府救济等,也包括来自家庭内部的储蓄及资产收入等。由于信息不对称及道德风险的存在,外部保障可能引发“福利依赖”效应而降低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也可能通过补贴工作搜寻成本而提高其就业意愿;而内部保障则会对无工作劳动力产生直接的就业压力,进而提高其就业意愿,且其失业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越大,这种就业意愿促进效应越强。采用“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2012年、2014年和2016年数据的分析表明：内部保障会显著提升城镇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低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但对农村户籍的、家庭常规消费水平较高的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没有显著影响;外部保障会显著降低各类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而且会显著提高其家庭旅游消费支出（内部保障的影响不显著）。此外,相对城镇户籍的、东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农村户籍的、中西部地区的无工作劳动力就业意愿更低。因此,在为无工作者提供必要的生活保障以维护社会稳定的同时,一方面要积极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为欠发达地区农村户籍劳动力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另一方面也要进一步营造劳动光荣的社会风尚,积极探索外部保障的就业激励机制和途径,提高无工作劳动力的就业意愿,以更好地促进就业和保障民生。     

汇率制度是否影响失业率?——基于全球经济体的面板数据之经验分析

论文使用172个经济体在1991-2010年间的面板数据,研究了汇率制度对于失业率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其他条件保持不变时,相对于中间汇率制而言,在发达经济体中,浮动汇率制会降低失业率,而钉住汇率制则会提高失业率;在新兴市场经济体中,浮动汇率制会提高失业率,而钉住汇率制则会降低失业率;在不包括新兴市场外的发展中经济体中,中间汇率制下的失业率最低,而钉住汇率制下的失业率最高。     

成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

作为西部特大中心城市,成都常住人口城镇化加速与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滞后并存。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差、城市居住现实和居住意愿之间差距大和城市融入任重道远。应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拓宽住房保障渠道,坚持工业化和城镇化良性互动,注重农民工城市融合,有重点分步骤解决好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     

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的进程评价

为全面认识长三角地区近年来转型发展的进展情况,文章依据现代化的发展诉求,构建转型发展评价指标体系,确立两个评价指标:转型发展水平和转型发展指数,分别从横向和纵向两个方面对长三角转型发展情况进行比较分析。横向结果显示,长三角地区的转型发展水平位于全国前列,尤其社会转型和生态转型方面;纵向结果表明,自2000年以来长三角地区转型发展总体呈现良好的变化趋势,但是各领域的转型尚不够协调,主要是经济增长效益与经济结构优化进展较慢,今后需要加大转型力度。     

灵活用工对企业绩效、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研究——基于河南省21家零售企业的实证分析

灵活用工是实现充分就业和企业目标的重要途径。文章通过对河南省21家零售企业的实证结果表明:内部数量灵活性与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不存在显著相关关系,与员工离职倾向的关系有待进一步检验;外部数量灵活性、功能灵活性、工资灵活性和外部化灵活性有助于提升企业净资产收益率,其中功能灵活性、工资灵活性和外部化灵活性对员工离职倾向没有显著影响,外部数量灵活性既提高企业净资产收益率也增加员工离职倾向。因此实践中,企业要注重用工灵活性的优化组合,实现既提升企业绩效又降低员工离职倾向的双重目标。     

关于大学生就业能力的调查研究——以北京某高校为例

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高低直接关乎大学生在求职过程中的成败。在提出大学生就业能力模型和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对北京某高校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通过统计数据了解大学生所具备的就业能力现状,探析高校提升大学生就业能力的途径。     

Impact of employment protection legislation on employment and exporting in select African countries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is an important issue in both development and labour economics. More flexibility in the labour market is believed to facilitate job creation, but also makes it easy for employers to terminate employment contracts and may be in conflict with the notion of decent jobs as promoted by the 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zation and workers' unions. It is therefore not surprising that labour market flexibility or inflexibility has received a lot of attention in the extant literature. Using a sample of about 4700 firms from six African countries, we investigate the impact of restrictive labour regulation on a number of economic outcomes and find that more restrictive labour market regulations are detrimental to export propensity, export intensity, investment and employment. Policy-makers must be cautious, however, when implementing employment regulations as too flexible regulations may benefit employers at the expense of employees.     

经济增长视角下的中国劳动力数量与结构变化

我国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已经在2012年呈现负增长,劳动力（20-59岁）数量也将从2016年开始下降,2022年开始,我国劳动力数量则会快速下降。目前劳动供给紧平衡,农村向城镇转移劳动力速度放缓,工资快速上涨,求人倍率连续三年大于1。伴随我国劳动力数量下降,劳动市场将供小于求,影响我国经济增长。文章建议,一方面要提高劳动参与率,降低经济对劳动力数量的依赖,另一方面要提高劳动效率,采取有效措施促进农村就业人口向城镇转移,减少结构性就业矛盾。     

基于区间多属性的中国城镇化水平评价

城镇化是当前中国的一项重要发展战略,城镇化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城镇化状况的重要指标。影响城镇化水平的因素众多,在这些众多的影响因素中有些因素具有模糊性和随机性,本文采用区间多属性评价方法对中国城镇化水平进行评价,试图充分考虑这些模糊信息和随机信息,更加全面地反映一个地区的城镇化水平。